这个被反复提起和讨论的问题，很难得出准确答案。但不少人都有类似的体验：拿着研究生offer或高才、优才签证去了香港的朋友，某一天忽然就在朋友圈卖起了保险。不解的声音也随之而起：“浪费学历”，图什么呢？
对于这些拿着逗留签的内地人来说，喜不喜欢销售，能不能月入几万、负担高生活成本，都是次要问题。最重要的还是续上签证，留在这座城市继续生活，待到7年之后，拿到永居身份。
而想成功续签，变量众多，但有两个核心要素：一是在香港定居；二是为香港作出贡献——对普通人来说，就是得有份工作，收入还不能太低。而一旦续签被拒，就不能在香港逗留，7年之期也要从头算起。
保险行业由于门槛低、收入不低且时间灵活，成为了多数港漂续签的权宜之计。尽管通常得满足一定的业绩要求才可以获得工作证明，但对于被卡在续签坎上的人来说，至少多了一点安心和盼头。
与其说港漂都去卖保险了，不如说，卖保险是他们继续港漂生活的最后一根稻草。
“入职第一个月，挣了60万。”对面西装革履的学长，直白地向章宜抛出了自己在香港当保险代理的收入。章宜先是被这一个数字吓到了，然后在心底暗想：“他行，我也行。”
在她身边，大部分同学都选择了去投行、四大工作。出身“港三”之一的香港中文大学，从常年排名亚洲前十上下的经济学系本科毕业，好像只有去中环那些明净的玻璃大楼里上班，才算得上“门当户对”。
章宜隐约觉得，进入这行，可能会“被同学diss”。大家聊起offer，有人说，自己去了美联银行，周围会响起一片“好厉害”。但如果说“去做保险”，对方会面无波澜地回一句：“噢，这样。”
她猜想，在同学看来，找不到工作才会选择去做保险。在当时的香港，留学生找工作，期限只有一年，也许确实有人因求职无门才做出如此选择。
但章宜无所谓，她对经济学没有过大热情，当初是家人觉得去香港就应该学经济，便选了。更何况，她希望能尽快经济独立，甚至回馈家庭。读了四年书，学费和生活费加起来，每年怎么也有几十万港币了，家里多少有些经济压力。之前，她曾想继续读研，也已经拿到了几个offer，然而考虑到高昂的学费和家里的条件，她还是放弃了。
眼前宣称月入60万的学长，因为成绩优秀经常被章宜的老师挂在嘴边，这多少也让她觉得安心。于是她没有丝毫犹豫，一脚踏入了保险行业。
从音乐学院毕业后，钟瑜当起了钢琴老师，丈夫则一直在国外当“码农”。5年前，为了孩子的成长和教育考虑，丈夫辞职回国，尝试投了很多份简历，但都没有回音。
当时他已经39岁了，“在内地就业市场不占优势”，最后只好靠熟人介绍进了一个企业，收入也降了一大半。结果2022年劳动合同到期，岗位被取消，丈夫再次失业。
但钟瑜对丈夫这行的中年危机早有预感。早在前一年，她就劝说丈夫申请了优才。
在钟瑜看来，香港的就业环境相对好些，职场的“年龄歧视”也不那么严重，一旦获批，丈夫能够得到逗留香港的三年签证，她和孩子也能以受养人的身份一起去香港生活。
对她来说，优才就像救命稻草一样。如果再找不到工作，丈夫只能再去国外碰碰运气，但她不想一家人再分开，“这生活的最后一根稻草不能再垮了”。
她随即开始为一家人规划在香港的未来。从小看着翡翠台和亚洲台长大，她对香港充满向往。但自己到了香港能做什么呢？
继续当老师？作为内地人，这条路在香港限制重重。开家服装公司？她苦于没做过生意，毫无头绪。
丈夫的优才获批后，钟瑜去香港找熟人为他买了份保险，借机咨询了一番保险代理的工作待遇。对方介绍说，在香港，保险是个相对自由的行业，可以兼职，时间灵活，甚至不需要一直待在香港。
因为被这种灵活吸引，再加上暂时无另外的选择，她决定先把在香港卖保险当作兼职试试，看未来能不能全职来做。在她看来，保险顺应了香港的主流——金融，那么自然值得去拼一把。
香港保险业的第一道门槛是保险中介人资格考试，俗称“考牌”。五张试卷，试卷一和试卷三是最基础的，必须要通过。
网上五花八门的经验帖都说考试格外的简单。章宜考试时，应试技巧都还在，准备时间也相对充足，因此轻松通过。但对钟瑜而言，这一关却不太顺利，战线拉锯了长达半年。
她要照顾孩子，又要工作，就没有完整的准备时间。工作一忙起来，她在晚上也要练琴和上课，只能在下午孩子放学前的两个多小时里准备考试。
顺利通过第一场考试后，钟瑜的身体垮了，心态也悲观起来，整个人“动都不想动”，又过了四个月，才打起精神去考试卷三。
听朋友说考试很简单，她“看了一点儿皮毛就跑去香港”，没想到最后没有通过。上高铁前，她发现了自己忘带身份证，当时就产生了不祥的预感。匆匆赶到考场后，她被安排在了44号桌，心底立即犯起了嘀咕：“太吉利了。”
等拿到试卷后，她彻底傻眼了：“别人提早交卷是因为真的简单，我提前交卷是因为真的不会。”
几经周折后，钟瑜终于在今年1月拿到保险执照。和很多新人一样，她给自己拟定的计划是先开发熟人市场，然而这样的一个过程也并不顺利。
她约见的第一位客户是自己的闺蜜，最终却没能促成签单。咨询过半，闺蜜坦率地给出了反馈：说得太糟糕了，不专业，自己的很多问题钟瑜都回答不了。
闺蜜从孩子未出世到现在快4岁，一直在了解相关保险。听着闺蜜给出的一条条建议，钟瑜觉得对方甚至比自己更加专业，都有点动摇了。
“考牌”的内容只让她对保险有了些模模糊糊的认识。比如她了解保险产品有五大板块，但每个板块下的产品五花八门，她根本来不及全部掌握。当她正在试图弄清楚重疾险的时候，有朋友来问寿险，等到终于把寿险搞明白了，另一个朋友又来问储蓄险。如此反反复复，每次都精准地戳到她的知识盲区。
熟人市场尚未真正“开发”透彻，钟瑜更不敢轻易接触陌生客户，只能抓紧碎片时间再去一一学习。
危机感是必需的，一旦太久没开单，就有一定的概率会被公司淘汰。在香港保险业，第一年的离职率是最高的，大约有70%的人会被淘汰或主动退出，留下来的人也会经历不同的瓶颈期。能否做下去或做得好，往往与学历无关。因为对那些有文凭傍身的优才、高才和留学生来说，“拉下脸”来做销售，就是最劝退的第一关。羞于主动推销，甚至拒绝客户咨询的大有人在。
章宜就曾经历过此阶段。现在的她已能自嘲：“从学霸到做保险，不管对自己还是对客户而言，冲击都是很大的”。然而刚开始工作时，她还不好意思主动向熟人推销，只好改用软植入策略，反复地在朋友间提起自己“就是做这个的”“有需要来找我”，才间接拉到了最初的一批客户。
但当有人直呼她“卖保险的”，章宜依旧是觉得很不舒服。她只能告诉自己，“选择做这个了，就一定要做好”，接着闷头猛学产品知识，又开始学化妆，做什么都憋着一股劲。
除了自己心里的难关，她很快又遇上了行业的第一道关卡：成为“百万圆桌会员”。
在香港，保险经纪人在佣金达到45万时，就能加入“百万圆桌会议”，成为会员。这只是最基础的一级，再往上，还有“内阁会员”和“顶尖会员”。
一个个头衔，对保险人来说，不仅是荣誉，也是博取客户信任的金字招牌。就好像在游戏排位中从青铜攀升到王者，每个参赛者都渴望着级别跃升。
离年底评选还有一个月的时候，章宜的佣金只有16万，老板要她加油，“再工作一个月肯定能做到的”，但她心里不抱希望：“一个月还能挣二三十万？”
当时是2016年，恰好是香港保险的黄金年代。到年底，来签单的内地客户络绎不绝，每一单只用两三天就能迅速成交。一个月后，章宜的佣金和公司给的福利，七七八八加在一起，将近有100万，刚好达到百万圆桌会员的标准。
高收入的背后是等量的辛苦，这中间还包括来自他人“不太体面”的评价，但也同样带来了等量的自信。渐渐地，章宜能主动说出自己就是“卖保险的”了，也会主动报出自己的学历来换取尊重和信任。
招募新人时，她比当年的学长还要直白：“如果你都想做保险了，还是一个月挣3万块，这是没有一点意义的。一年挣个30多万，留在香港干嘛呢？也留不下来。”
她所说的“留不下来”，不仅是指被生活成本和收入的落差击退。按规定，内地客户必须到香港线下签单。久久不通关的那几年里，香港保险业受到了很大冲击，章宜的团队里也有不少人离开。其中一部分人是因为没达到续签要求的收入水平，签证失效，再待下去，就是“非法滞留”了。
保险中介人资格考试通常在湾仔活道27号职业训练局大楼进行。每次考试结束，门口早早守着的保险公司员工就会涌上前来堵住考生。他们戴着口罩，穿着制服，手中高举的广告牌罗列着保险业可观的收入、自由的上班时间、一片蓝海的行业前景。
各式各样的传单和资料中，很多都用加粗的字体打出了“香港身份”四个大字。这样的宣传，对那些迫切地需要工作证明来续签的留学生和优才、高才来说，能够说是直击痛点。
大大小小的优才高才续签讨论群里，时不时就有备注世界名校毕业的人问：“有没有保险公司推荐？”
虽然卖保险只是选择之一，但和找其他工作、自行创业、虚假挂靠相比，总算得上是一条稳妥正规的捷径。即便要动用熟人资源或者自掏腰包，至少也能撑过续签的节点。
而对于保险公司来说，管理层的收入大多数来源于小组成员的佣金抽成，他们自然乐于多多招兵买马，与此同时，还能薅一把新人的熟人资源，怎么也不亏。
但如果再追问下去，为什么非得续签不可呢？每一个人都会给出一个不同版本的答案。而对钟瑜来说，一切的出发点都是孩子。
最开始，丈夫作为北方人，不会粤语，怕被排斥，并不想来香港。后来，钟瑜了解到香港的教育福利，忽然意识到两个孩子需要一个香港身份，“这不是开玩笑的”，最终才说服了丈夫。
现在，她几乎每周三都会去香港的保险公司开一次会，为此把当天的钢琴课程都挪到了周末。周六，她会从早上九点忙到晚上八点半，周日再教半天课，剩下的半天用来陪孩子。
与此同时，她还忙着为两个孩子选择学校。关于孩子何时前往香港读书，钟瑜和丈夫咨询了多家中介，又进行了几轮激烈辩论，最后决定让孩子初中一年级转学，“早点融入香港社会”。
教课、带娃、卖保险，为了平衡三者，钟瑜把自己的一周规划得脚不点地。但渐渐地，她也开始有所倾斜。为了照顾孩子，她把工作日的课程集中到了四点以后。孩子放学前的空闲时间，她原本还会在练琴和补习保险之间二选一，后来渐渐地全用在了保险上。
丈夫非常反对她继续做这份兼职，觉得太耗费时间和精力了，而且往返一趟要花两三百，也浪费钱，“不如多教几节课”。
钟瑜也很疲惫。虽说从目前居住的城市往返香港的交通相对便利，但如此来回奔波还是让她每次动身前都有些抵触，但即使如此，她依然坚持要把保险“啃下来”。
去年过年，钟瑜一家到香港排队领身份证，但连续几天没排到，他们就顺便游玩了一圈
前两年赶上疫情，丈夫在内地找了份临时的工作，计划等到今年9月的招聘季再去香港求职。而眼看着明年1月签证就要到期了，续签的节点，很有可能会卡在丈夫找工作的过程中。
这让钟瑜很焦虑，续签主要参考的还是主申请人的材料，丈夫找到工作，续签才算稳妥。一旦被拒，孩子在香港读中学的事就没有指望了。
现在她咬牙坚持做保险，也还是为了加强一家人“和香港的联系”。自己往返香港的车票、保险培训记录，丈夫的求职记录，孩子找学校的准备材料，钟瑜全都按中介的建议挂心留存。她期待续签时，即便丈夫还没找到工作，有了这些资料再加上一封解释信，也许可以证明一家人“对香港的贡献”和在香港长期生活的决心，由此成功获批。
获得永居身份也在她的规划之内。这个身份带来的养老、医疗福利，她都可以等，唯独孩子的教育，一天都耽误不得。
对于孩子的学业之路，钟瑜也早早做好了长远规划：先通过DSE考试，然后申请新加坡的两所顶尖大学，其次是“港三”，再往后，港前五，内地高校则再次之。
要是有朝一日，孩子要带着名校的学历去卖保险，钟瑜也不会反对，但还是做做兼职就好，毕竟销售岗位的收入算不上稳定，“至于他加不加入，是他自己的选择”。
每当踏进同学办公的投行大楼时，章宜都会不由得想，如果自己当年选择来这里工作的话会是怎样，“会不会错失了什么人生体验？”转念一想，又觉得没什么可遗憾的。现在这份工作的办公大楼同样高级，收入同样可观。
这不是她在香港遭遇的第一个人生分岔口。大二时，她曾尝试转系到新闻与传播学院，但最后失败了，为此懊恼了好一阵。
现在她偶尔会庆幸，没转系也许是对的。现在招募的新人里，有不少就是学新传的。尽管港校的新传专业实力强，但进入社会以后工作难找，薪资也少，“香港这个社会是这样的”。写作，只当作业余爱好持续下去就好。
在她还是一个“小镇做题家”时，从没想过还有将人生轨道从东北小城铺到“东方之珠”这种选择。
初到香港，她只记得老家一块钱一瓶的水，在这里身价飙升了十倍。高级，是她对这座城市的第一印象。
在东北老家，章宜是学生会主席，拿过市三好学生，高考成绩全市第一，在妈妈的要求下一直留着一头板寸。但是来了港中文后，她发现同学们都是各省的状元，家庭富裕、长相漂亮、成绩还好。
她感到很自卑，并且要应付气候、饮食、语言带来的种种不适应。来香港第一个月，她瘦了35斤，去深圳看亲戚，对方都没认出她来。后来，她花了七八个月的时间才真正适应这里。
尽管经历了一些挣扎，但章宜从最开始就没想过回老家。“东北更多是关系社会”，而香港让她看到了独立的可能。
来到香港的第七个年头，章宜顺利拿到了永居身份。她计划着以后把父母接来香港养老，这样他们也能一起享受种种福利。当年毕业时，身为大学老师的父亲十分反对她去做保险，担心推销会伤了人际关系。章宜心里也犯怵，但经过这几年的摸爬滚打，她赚到了钱，给父母买了房，父亲的意见也就影响不到她了。
只是，对现在的她而言，“长衫是脱不掉的”，保险仍然是个敏感而直接的行业，到现在她也不会去主动向人推销，但“如何克服”的问题早已不复存在。
疫情三年，章宜在最难的时候迫不得已向家里借了钱。在她心里，这才是自己的人生耻辱：“因为我跟我妈讲过，我毕业以后绝对不要你们一分钱。”
在大学时，她曾经靠兼职补贴生活。有段时间，她卖牙膏，每周往返两地，随身带着一两个30寸的大行李箱和一个60升的包，全都塞得满满的，非常沉。一次，她实在受不了，委屈地哭了出来。但当时一个朋友对她说：“你要是决定挣这个钱，就要把这些情绪收起来，也没人逼你去做这个事情，也可以把这样的一个东西放下，我们出去玩。”
现在的她已经不是当年那个“唯唯诺诺”的小镇女孩了，而是一个可以为自己做选择的新香港人。从十八岁起，她的青春都在香港度过，再过几年，就比在家乡待的日子还要长了。现在再回东北，反而会感到一丝不适应。
她会在这座从未被雪覆盖的城市里，继续接下来的人生，而“卖保险”，就是她为个人选择的终身职业了。
